就业是最大的民生，高校毕业生作为知识型和创新型就业者，其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直接关乎青年人才的发展，也关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。近期是毕业生求职的高峰期，为其就业营造平等宽松的就业氛围应成为政策的重要价值取向。有资料显示，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从2012年的680万人，增加到2022年的1076万人，一直保持着不低的年度增长率。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，使得高校毕业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数量，这对增加就业岗位数量提出了挑战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生需要高质量的就业。当代大学生成长于国家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双重发展的阶段，在物质追求、多元价值观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特征鲜明，对工作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职业期望值也较高，尤其追求工作过程中的自我价值实现，这一点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“慢就业”“灵活就业”等现象中得到了体现。因而，要避免他们进入职场时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，有必要在工作环境和工作品质等方面提供支持。

受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的叠加影响，一些行业、企业的发展存在困境，对人才的需求下降。与此同时，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，加剧了优质工作岗位的竞争，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了认知挑战。此外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，带来企业人才招聘的适应性调整，加之高校专业培养的滞后性，激化了大学毕业生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错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。在诸多要素影响下，如何让高校毕业生实现学业与职业的有机衔接，实现个人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，成为需要高校和有关部门共同应对的课题。

当前的现实情况是，有关部门持续出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制度文件，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，但总体上还存在一些制约大学生就业的因素。例如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及重要行业与岗位在招聘时设置性别、户籍、毕业院校、学历、应届与否等身份限制；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，精准识别、精细分类、专业指导的服务模式未有效建立；灵活就业与创业的制度保障不够健全；以量代质的粗泛考评导致大学生“被就业”等。这些使得高校毕业生在“较为充分”的就业率数据下，遭受着隐形的失业与教育错配，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与社会发展效率的降低。

由此，胡卫委员的提案非常值得重视。就业看似大学生个人的事，实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公平性、合理性与科学性。有关部门应大力落实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文件精神，以大学生就业公平为政策导向，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适配作为政策目标，不断破除各类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制度障碍，为大学生就业提供精准化的信息与平台支持。针对灵活就业和创业者，实施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等托底保障，打破对就业率的单一考评举措，实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方式，核心是做到政策的专门化或细化。对于大学生就业平等宽松氛围的营造，不能仅有象征性政策，还应有实质性办法。

当然，高校也应该优化师资、课程建设水平、职业规划与就业咨询等内容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指导。大学生则应努力提升自我人力资本，积累社会资本，强化综合竞争力。